2022年11月18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术沙龙第二期（Marxism Plus No.2）围绕“何为现代？——不同学科视域中的现代理解”在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6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沙龙特邀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郭台辉教授、云南省社科院哲学所马超研究员、云南大学历史档案学院齐春风教授为主谈嘉宾；特邀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利鹏教授、王增智教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谭同学教授、云南大学文学院孔朝晖教授、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悦教授为与谈嘉宾。论坛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李秀伟老师、《青马先声》的王富军老师线上参与。此次学术沙龙由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院长罗骞教授主持，主要以线下方式进行，线上线下共100余人参与。
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作为沙龙主办方代表和常设主持人，罗骞教授代表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感谢各位嘉宾的大力支持，热烈欢迎学界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参与。罗骞教授首先向各位嘉宾和同学介绍了发起主办马克思主义＋（Marxism plus）学术沙龙的宗旨和目的，组织形式、活动议程等。罗骞教授还对本期沙龙主题背景进行了说明。罗骞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目前舆论宣传和学术阐释的热点。如此重要的概念应该以学术的方式得到展开和深化。关于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等与理解现代相关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差异和联系。本期沙龙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展开深入交流和讨论，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对话，揭示这些差异和联系，以此深化对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理解。
（罗骞教授）
沙龙首先由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郭台辉教授、云南省社科院哲学所马超研究员和云南大学历史档案学院齐春风教授三位主谈嘉宾进行主旨发言。
郭台辉教授作了题为“‘现代’的四因解释”的主旨发言。郭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把握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郭台辉教授以“现代”难以言说为切入点，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四因说分别阐述了现代构成、现代进程、现代本质特征以及现代化的目标。郭教授指出“质料因”是“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他分别从启蒙思想家、马克思、韦伯以及二十世纪的西方主流思想家等阐述了对现代化“质料”构成的看法；“动力因”是“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他认为“现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巨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发生的深刻转型，是持续不断的进程与力量；“形式因”是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他认为现代的目标和本质是富裕和强大，只有将其两者相结合才能保证现代的地位，但两者在时间上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空间上是富强和贫弱的关系，此构成现代的基本形式；“目的因”是事物“最善的终结”。郭教授指出，立足中国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最终善的一个结果来看待现代化，每个国家应具有自身设置其目标的可能性和权利。
（郭台辉教授）
马超研究员作了题为“现代性的本质不是时间的跃迁而是空间的合理化论证”的主旨发言。马超研究员认为，我们曾经习惯将“现代”理解为时间概念，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跨越另一个时代的独特属性。然而，时间的跃迁并不能表达“现代性”的底层逻辑。事实上，“现代性”是一项围绕空间的产生和重构而展开的合理化论证事业。哲学史上，黑格尔首先从历史与逻辑统一性的视角出发，论述了精神空间的合理化过程，认为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伴随精神世界从“意识”到“自我意识”再到“理性”的发展，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开启了基于生产方式变迁的生产空间合理化论证、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中分工的“分裂”和交往的“聚集”恰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得以实现。韦伯则将马克思生产空间合理化论证拓展至政治空间，视政治空间中投入“合法性”和产出“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论证过程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最后，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主导的生产空间和政治空间整合为“系统”，并开启了“价值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合理化论证，从而构建了理性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最后一张拼图。马超研究员最后指出，就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而言，空间的合理化论证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具有显而易见的规范意义，然而，现代化作为一个丰富多彩历史进程，其路径或许并不唯一，需要以理性的智慧和严肃的实践去加以实现。
（马超研究员）
齐春风教授以“历史研究者眼中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为题，以历史脉络为基本线索，从六个方面详细梳理和阐述了史学领域的现代化研究及其演变，他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的具有正向价值的奋斗目标，历史学研究肯定现代化路径具有正向价值。目前历史学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根据国内外学者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和定义，他认为现代化不仅仅单独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时，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学理解的现代化是一种研究范式，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中，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是革命史观，此外现代化史观和后现代史观也是重要的研究范式，历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历史现象和回答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并驾齐驱，并未完全退潮，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有所褪色。他认为如果以英国或日本为参照系，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无疑是一种被延误了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史研究是中外学术交流的成果之一，具有明显的时间差。最后，齐教授认为历史学理解的现代性由科学性和文明性构成。
（齐春风教授）
主谈嘉宾主旨发言结束后，沙龙进入自由交流环节。与谈嘉宾对主谈嘉宾的发言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且围绕沙龙主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利鹏教授指出，所谓“现代”，既是一个严肃的课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当下正在经历、生成与创造着的人类本身的命运之深。因此，诸多学科对其有所关切，并在实体性、过程性、结构性、制度性和文明性等多重视角上各有真知灼见，共建对话空间、共享交流之益，则既在情理之中，又难免火花迸射。依照个人浅见，以“现代”为题，则尤其不可不考量其所固有的复杂性维度与复杂化趋势。历史地看，“现代”构境的人类社会或许从未如此复杂；现实地看，构境“现代”的“百年变局”又意味着何种逻辑深度，进而对于教科书式辩证法又造成何种挑战，或许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聚焦的问题之一。就学理层面而言，辩证法理论硬核的实质性进展，首先是必须回到唯物史观。因为即便仅就研究对象而论，社会历史也是恩格斯所谓最复杂、最高级的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辩证法公式化、套语化的基本着眼点。其次是必须重新审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关系，即辩证法不仅对于唯物史观具有方法论支撑作用，唯物史观对于辩证法也有着层次更高、挑战极大的内在诉求，其在原则上就不是黑格尔式纯粹思维规律或近代科学式物质规律可以拟制与满足。唯物史观并非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非反思性应用，而是辩证法本身超越简单性藩篱、实现复杂性深化的本位所在。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增智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内容上是一种具有反思特征的现代化。一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这提供了一个对先行现代化国家发展优劣境况的比较适合的观察期。二是由于中国的独立自主性可以使这种观察转变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即使观察到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也难以转化为自己实际的政策主张。三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使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警惕着资本之恶；四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及近代以来在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命运）。这几方面的聚合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反思特征。这种反思性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的相关论述中，如他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里实际上蕴含了在反思中我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道路！由此可见，反思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谭同学教授指出，社会学、人类学从或“热”或“冷”的社会反思角度，对于“现代”都会有或广或狭地理解。在规范意义上，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滕尼斯、齐美尔、桑巴特、埃利亚斯等人都对现代性有自己的理论范式，试图离析出若干元素作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标识。尽管观点纷繁复杂，但“传统”往往与农业经济、政治父权、价值保守等元素相连。鲍曼、吉登斯等人却认为，现代性是流动、脱域的，而哈贝马斯则感叹其永无完结的过程。在以“己”为视点的系统性重构意义上，古希腊智慧和周礼从神、巫的笼罩下迈向理性主义，甚至史前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皆有“现代化”的意味。而且，这些重大变革至少在思想上还有穿透历史、往复再生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法的思考能潜行过漫长的中世纪，在笛卡尔、康德那里再现光辉。周之贵族早已湮没于郡县，其“礼”却绵延到两千年后仍不乏生命力。在多元文明并接的时代，更复杂的还在于，各自在萌发或承接现代性的过程中，必然既有世界一体化，又有自我地方性知识。现代化如何铸就中国风格，除常见的富强、民主、科技更新之外，生态、合作、不称霸等元素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云南大学文学院孔朝晖教授站在文学研究的角度对前面专家的发言做了回应。她指出，各位专家更多是站在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体系现代性”范畴内进行的思考，而与“体系现代性”对举的“审美现代性”则是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性，即文学艺术对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美学判断。文学作为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具体语言实践，是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体验现代性的重要场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家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都是借用大量的文学经典来分析现代性的具体问题，引发人们对于“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现代化进程”与“现代人体验”的思辨。因此，孔教授还建议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可以多读一些现代文学经典，来加深对现代性理论的思辨能力。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悦教授指出，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建构话语，也是表达理想，更是对现实问题回应的“需要”。从“需要”理解现代化，与作为理念的现代性（modernity）不同。对于崇尚集体理性儒家人文精神的中国而言，传统农耕文明、史官文化和分散主义心理的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对现代性的内生需求，现代性是“外发的”、“被迫的”和“引进的”。作为一种历史趋向的现代性，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是与教会和贵族对抗的个体欲望释放、个体竞争发展和个体自由至上的内生性演化过程。中华传统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实用理性在鸦片战争西方现代文化的入侵之后，发现并没有“脱神入俗”的需要，也没有寻求确定性和超越性的基础，而是救亡图存成为首要任务。因此，在没有西方历史境地的现代性需要中，被动生发了群体生存式的民族现代化抗争。特别是在民族独立后，一系列持续抗争中形成了组织引导的现代化之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路径。这其中，“需要”是中国理解现代性乃至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来源和正当性基础。同时，对“需要”的分解和界定，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的内核及宣介的基础。
在热烈深入的讨论中，沙龙持续将近4个小时。罗骞教授在最后发言中认为，“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是把握现代的三个核心概念，分别从哲学、社会学、美学的角度形成了理解现代的三条不同学科路径。现代性概念侧重于精神、价值层面对现代的理解，而现代化侧重于经济、制度、交往方式等器物层面都现代的理解，现代主义则更多用于揭示现代人不同于前现代的内在感受和体验，因此更多在美学和艺术领域内使用。罗骞教授还从社会空间分层的角度阐释了现代的核心原则，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交往主体和欲求主体的自由和解放是现代的基本规定，世俗性精神、主体性精神、实证精神和实用精神是现代解放基本的精神特征。罗骞教授同时指出，西方现代展开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规定和精神在彰显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日益显露出历史的局限性和问题。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提出的根本历史语境。我们在扬弃和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时候，既要看到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要注意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需要一种辩证的历史性态度。
最后，罗骞教授代表学院再次感谢参与本次沙龙的各位嘉宾，各位线上的老师和同学，希望各位嘉宾、各位同仁一如既往关注和支持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关注马克思主义+（Marxism plus）学术沙龙。马克思主义+（Marxism plus）学术沙龙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